李强运 男，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南宁市三中科研处主任，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南宁市“学科带头人”，广西21世纪园丁工程B类学员导师。从教三十余年，形成了从不拘泥于传统程式而致力于人文素养培养的课堂教学风格，承担过省级科研课题，主编了高中、初中语文教辅读物十余套，在《语文学习》、《广西教育》等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并已结集出版。
记者：老师，您当年读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李：往事不堪回首，我们这种经历是你们所不可理解的。我1963年入学，第一个学期搞鉴定的时候就被批斗，划定为坏分子，背着这样的包袱走完了四年大学的路。这四年中，在大学读书也仅仅是两年，然后到大学三年级搞“四清”，搞了一年多。本来我们还不知道搞到什么时候，搞“四清”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们就从农村回到学校，在学校搞文化大革命近一年多。我们本来是1967年毕业离开学校，结果到了1968年才离开。离开学校以后，劳动种水稻又一年多，1970年春节过后，又到广东中学任教，然后就到了灵川一个最边远的公社去工作，在那的中学工作了十年，到1980年回到三中。
记者：您在这样坎坷的经历下是凭借什么坚持下来的?
李：我之所以在坎坷的人生中没有倒下，完完全全在于我对专业的兴趣，没有别的。我们当年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无所谓理想和追求，根本谈不上，也不可能，我的专业发展根本不是有一个明确的人生目标，一个崇高的理想。当时的时代根本不允许你有这个东西，但我之所以没有倒下，是因为我对专业的这种兴趣。我跟学生说，这个假期我没有休息过，为什么？虽然我已经退休，但是现在还让我带高三，我的兴趣还是在我的专业上。因为现在高考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必须要适应，所以我整个假期基本上没休息过，没有别的，只有兴趣两个字。我没有想要成为什么特级教师，那时也没有这个名堂，也没有这种奢望，这些与我本人无缘。就是因为我有这样一种经历，我这个人对名和利都是无所求的，都是眼中的浮云。特级教师申报的时候我是不在家的，当时教育厅组织一些人到澳门去，我到澳门去了，后来学校评定以后让我回来，我就回来了。所以说，我没有去争、去要，我对这些东西是没有兴趣的，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过来的，在头脑中已经形成了这种观念。
记者：那您现在喜欢您所从事的教师职业吗？
李：这个就很难说，说不清楚。这是两方面的事，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讲过，我没有办法，无可选择，没有选择。说到考试上大学，虽然我们去参加考试，但是从来没有过，想都没想过，从知识考试成绩来讲，我绝对有把握，但是那个时候，上大学不单靠成绩，有各种各样的附加因素。所以我在这一点上，很小就有自知之明，就懂得，像我这样的如果能够有书读就是万幸，所以教师这个职业对我来讲是无可选择，既然能够有书读，能够有这样一个饭碗，对我来讲已经是万幸了。
记者：兴趣对您而言是这样重要，那您在教学中是不是也很注重培养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呢？
李：这个东西，不是注重不注重，而是你在整个教学过程当中，你自己会流露出来的。因为你们没有站过讲台，没有这种体会，其实教学是一种情感、一种智慧、一种知识、能力等等，一种自然的流露和发挥。你刻意去驱动它，不一定有多少效果，但是你在教学的过程中要进入“角色”，你在备课的时候你要进入角色，在教学过程中你要进入角色，这样，学生他才会觉得你说的东西值得他信。所以，无所谓刻意去培养什么兴趣，因为学生从你的行动里面会懂得，你对事业的忠诚是多么强烈，他会体会出来的。
记者：那您对文学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深入的研究？
李：没有，也不可能的。离开灵川，回到南宁三中以后，我跟一些老师聊过，在三中之前的工作，我是“昧良心混饭吃”。在乡村的那个中学谈不上专业，除了数理化没教过，其他所有的课我都教过。对学生来讲，我是昧良心，对我自己来讲就是混饭吃。回到三中以后，才是真正教育工作的开始，所以你真正投入进去以后就没有时间再在文学上深入下去了。
记者：
李：这些因素都有。文革以后，重新办重点中学，三中就确立起来了。从我内心来讲，尽管社会和时代对我不公，但是起码三中对我有恩，我应该对得起人家，所以我回来以后，工作态度转变了，真正把自己的爱好、兴趣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
记者：
李：我所说的不是指人与人之间，接人待物的方面，而是指我对人的想法，我对事物的一些认识，可能跟常人不太一样。就比如说刚才讲的，对待名利的认识、看法，我和常人就不一样，不是说我清高，从小年轻的时候我就处于这种状态下过来的，很容易满足。一些名利的事都是虚的，你有没有本事人家一看就知道的，我们有一位年轻的老师讲过：
记者：“答记者问”的这个方法，是你在教学中逐渐摸索出来的呢，还是您当时的学习方法激发了您创造了这种学习方法？
李：我们作为人嘛，有各种各样的想法，而其中的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