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老师先简单总结、回顾一下自己的工作经历吧。

邓：我从师大毕业到现在正好是三十周年，1972年到1974年在外语系就读。毕业以后当了十年的老师，做了八年的班主任，其中八届毕业班的老师， 1986届我带的学生有英语满分。在教学这方面，我觉得自己还算是个好老师。33岁的时候我当上了资源中学的校长，做了三年的工作。尽管年轻，还是当下来了，一个山区小县的中学每年能考上百来名大学生，在八十年代是很不容易的。

后来因为工作需要，1987年到1989年通过在南宁的考试我获得了去非洲索马里工作的机会，为中国建筑总公司在那里的工作担任两年翻译。回来以后，在县教育局任副局长、局长，曾经兼任资源中学校长、支部书记。1995年十月份到1997年的六月份当县党委宣传部长，当了两个年头后，到地区教育局任局长，1998年至今，任桂林市教育局局长。这些年来，有一些工作，也有一些磨练，党和国家给了我不少的荣誉。1992年的全国优秀教师、1994年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全区先进工作者、1995年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这些年来我自己的体会，就是“低头为官，昂首做人”。做官，我应该说是主张低调，我在考虑的是怎么保持这种荣誉，到了这种年纪，怎么安全着陆，保住晚节。

记者：老师坚持工作在教育岗位那么多年，对自己是怎么要求的呢？

邓：前两天凉风起来，有些感慨，光阴很短暂，后辈应该要努力。回首往事的时候常常看看自己为国家为人民做了些什么，我的经历，也可以算是坎坎坷坷，艰难曲折。在外语系学习的时候，我的学习成绩应该说是不错的，无论口语、听力还是工作经验和人际交往，都挺不错。那时候学校在王城，有文艺宣传队，我是团员之一。当时我的毕业分配有三条路：一个是桂林市外办，一个是广播电台的英语广播，一个是留校任教。后来，因为我是老、少、边、山、穷地区来的，要回到原籍做贡献。说实在的，刚开始是不甘心的，我分到离县城20公里的中学，半年后才调回县中，我当时认为自己怀才不遇。当然，我爱孩子，我爱教育，我非常喜爱孩子，教育孩子也很有一套。正好是在1976年的3月8日我接到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教育厅给我到英国留学的通知，那时候父亲患了癌症，我是独生子，双亲年纪都大了，最后我就放弃了这个公费留学的机会。父亲跟我说：“这里是生你养的地方，你在这里生长。人家从清华北大毕业的都服从分配回来，人家能安心，你为什么不能安心？”我想也是，所以当时就是他这么一句话，触动了我。我的专业思想是打了一定基础，父亲的这句话对我更是一种激励。我就死心塌地地安心工作，再也不想其他，一开始我接受不了，公费出国学习这么难得的机会我遇到了但是没有能把握，条件不允许。有父亲的话，我就下决心：安下心来，干一辈子。资源县，交通条件不行，消息闭塞，是享受少数民族待遇县。

既然安下心来，在教学的领域，我就能够全身心地投入，我自信自己的教学方法是可以的。当时有的学生英语高考第一次只考到十来分，来我这里补习，我给他提高到六十分、八十分。1982年时候我接手一个班，当时他们已经到了高中二年级，才学完初中两本课本。我接手以后，就给他们补课，不收学费，寒暑假、节假日尽量地用时间把课程给他们补回来。我从他们的初中三册补到高中全二册，最后，有一位学生英语９５分考进了北大，这样的教学成绩，我感到很开心很欣慰。在我当老师的生涯中，主张有教无类，无论是干部的孩子还是工人农民的孩子，我都一样对待。把最大的尊重给学生，把每个孩子都当作可塑之材并把知识传授给他们。做工作的时候不是班主任，也胜似班主任，尽到班主任的职责。记得有一次有个学生考了中专，我亲自去做他们一家的工作，鼓励他再考一年争取考上个大学，后来他圆了大学梦。我感觉我们那个时候的老师都非常敬业。父亲病重的时候，母亲还要上班，我又有毕业班在手上，这边照顾父亲，那边带毕业班，前前后后坚持了一两年，就这么把班带下来了。

记者：当校长、局长跟普通的老师很不一样，这个您有体会吗？

邓：教书的十个年里头，当了三年校长。当时还只是三十四五岁，就需要人家服你，我的教学成绩在桂林市数一数二的。当时校里有个曾经教过我高中的、资格比较老的老师，在已经有了四间房子的情况下没有和分房小组商量，就强要房子。我找他谈话，跟他做工作，讲清楚是工作原则的问题，三天之后他退了，我后来评价说：他还是个好老师。

无论是教学质量、教学水平、教学风格，我对自己都是有信心，我记得当时很多学生都模仿我的粉笔字、板书和讲话的风格，当时我们有一句话，“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

记者：老师是怎么有机会到非洲工作了两年的呢？

邓：为什么我1987年到1989年出国呢？我考虑：学英语的为什么不出去闯一闯、练一练？去非洲是作为专业翻译，它的专业术语不好学。应力、抗压等等，平时很少接触，很难掌握，汽车底盘出故障、冲洗底片，很多生活的细节和常识都要学习。在中国建筑总公司驻索马里当翻译的时候，很艰苦，但是学到过不少东西，期间遇到过战争、战乱，都坚持下来了。1989年的时候，公司老总想让我留下，因为我在处理业务的时候已经比较熟悉，那里的工作也不只是单纯地说说英语。国际条款里有意外风险，有特殊保险，这些条款的作用、细则，都是要了解清楚的。1989年的时候一个阿联酋的朋友也邀请我过去，我回答说国内的教育工作我还是丢不下，桂林市教育局管１７个县区的教育行政工作，在广西是最多的。

记者：局长这个职位，从来都是任重道远，老师对此有什么看法？

邓：作为一个教育行政官员，每天都像是坐在火山口上。依我个人总结，包括政治责任、经济责任、法律责任、纪律责任、道义责任，背负着这么几种责任。教育局长，这个位子不好坐，它的工作对象是知识分子，你想，我发言的时候台下都是大学生，一个历史典故、一个成语，要是出了错就成了笑话。

我的工作最首要的是要确保广大师生的安全，以人为本，还要确保教育质量。2001年，广西高考的文科前十名、理科前十名、外语前十名总共30个名额里面桂林占了27个。怎么样指导学校的教育教学，在教学改革尤其是最近一直在推进的课改方面，我们下了很多功夫。

我一直坚持低调为官，挺胸做人，在台上做发言有领导的样子，把帽子脱下来，我还是个普通人。

记者：对自己的大学，对自己在师大的学习生活还有印象吗？

邓：现在尽管三十年过去了，还是很怀念大学。当然我们当时的大学就没有你们现在那么罗曼蒂克了。我记得大学的时候偷偷模仿老师用粉笔写的字，把英语的大字写得很好看，学校需要英语欢迎标语都是我去写的。很多老师无论是在做人还是做学问，都给我的影响很大，印象很深，打下了烙印。我去做建筑翻译的时候，接触的知识是老师不曾教过的，但是毕竟老师教给你学习方法，交给你钥匙，关键在你怎么去应用。第二，我觉得学做人也很重要，在人生的整个道路上，广西师范大学给我的东西是这辈子都很难忘的，尤其是遇上一批好老师，如果一个人能在学习阶段遇到好老师，是能够受益终身的。学生是喜欢模仿老师的，甚至是当学生成为老师的时候，他会回忆当年自己老师的教学风格、教学技巧，就是这样传承下去。

记者：当时怎么会想到要到大学学习外语这门专业呢？

邓：我的高中英语老师是师大58级毕业的，他为了提高我们的积极性，给我们同学都编制成总司令、军长等，我当了几年的总司令，相当于课代表。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在他的启发下一直对外语很感兴趣。我自己本身也很想当老师，特别想当大学的老师，1992年的时候我同时担任县教育局长、校长、支部书记，我还带了几个毕业班，成绩都不错。当老师，我真的是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看，倒是我的两个孩子我没有尽心地去教，她们的教育，我交给她们的老师了。

记者：老师跟学生发过脾气吗？

邓：发过，没有脾气的老师也就没有个性了，当然轻易是不发火的。凡是听过我的课的学生，只要认真学，愿意学，都能学好，学生在我的课上也不愿意调皮捣蛋，所以学生和我一直关系都很好。我觉得业务基础并非靠权威就能上去的，我不会以权威自居来压学生，不会给学生人格上的伤害，给学生的应该是提携。孩子的世界观正在形成的时候，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关系到孩子前途、命运的事情，老师是要付出很多的。

记者：老师有没有觉得以自己的条件到外国工作发展更好一些呢？

邓：这个我没有想过，我的事业还在这里，根还在这里。

记者：当教师和做行政工作有什么不同吗？

邓：有很大的不同，当老师要单纯得多。只要敬业，业务基础过得关，勤看书勤动脑，服务态度好，很顺心顺意地就能成为一个好老师。可以说我当老师，和从上海、复旦、中山大学的毕业生在暑假里聊天、交流心得，还可以大家一起做木工活。当了校长就不行了，没有时间，我最遗憾的这辈子是没有做大学老师，真想当时能留校，好好的做点学问。当然现在回想起来，做老师做行政，为国家培养人才，也是一种贡献，做了这么多年的行政，我回过头来，没有愧对国家和人民。

邓建民  男， 1951年10月生，广西资源人， 汉族 ，中共党员。1976年毕业于广西师范大学外语系，后回到家乡资源教书；1979年任资源县中学英语组长，1984年任副校长，1985年任校长；1987年受组织派遣前往非洲索马里任援外工程翻译；1989年回国后任资源县教育局副局长；1993年任资源县教委主任；1995年10月到1997年的5月任资源县委常委、宣传部长；1997年6月至1998年10月先后任原桂林地区教育局副局长、局长；1998年11月至今，任桂林市教育局长。多次评为县、自治区教育先进工作者，县、自治区优秀党员；1993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94年被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全区先进工作者、区劳动模范；1995年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