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莼（1900-1979），原名岂匏，号人杞，湖南醴陵人。历史学家、教育家。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前往日本留学。民国时期曾任湖南省政府高级参议，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西大学校长、华中师范学院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等职。著有《本国文化史大纲》《中国学术史讲话》以及译作《费尔巴哈论》、《古代社会》等。
杨东莼不是桂林人，但其生命旅途却几经桂林，曾三次在桂林出任校长，为桂林乃至广西的教育事业和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最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就是他出任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今广西师大前身）的首任校长，缔造了一所“小莫斯科”式的民主进步大学。
32岁的大学校长
1932年，桂系当局在桂林南郊的西林公园（今雁山园）创办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这是广西第一所高等师范学校，也是李宗仁、白崇禧培养新政人才的重要措施。到秋季入学时，筹备主任唐现之已把学校筹建起来，而邀请什么人物担当首任校长之职，这个问题摆在了广西省教育厅厅长李任仁的面前。一日，白崇禧的作战室主任参谋刘斐，突然跑来向他推荐杨东莼。刘斐对李任仁说：“杨东莼是北京大学高才生，又留学日本，是大学问家，做师专校长完全够格。”
李任仁曾是白崇禧的小学老师，比白崇禧年长6岁，两人过从甚密。他也知道刘斐与白崇禧关系非同一般，刘斐的岳父是小有名气的老中医，曾救过白崇禧一命，白崇禧便把刘斐带在身边悉心栽培。刘斐推荐的人选杨东莼是个小有名气的进步学者，又是经过白崇禧首肯或授意而提出的，李任仁自然同意这个提议。
刘斐为何推荐杨东莼呢？原来，杨东莼与刘斐皆为湖南醴陵人，是“幼同里，长同校”的好友。1913年杨东莼在醴陵县城朱子祠高等小学读书的时候，曾和刘斐、朱克靖、汪泽楷等十三名同学搞了一次罢课学潮，延续七十五天。1919年，19岁的杨东莼考入北京大学后，参加过“五四”运动。1923年在长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之路。朱克靖、汪泽楷也都成为早期中共党员。刘斐则在白崇禧的培养下成为桂系的青年军官。
1927年，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不能在长沙立足的杨东莼在友人资助下于12月东渡日本留学。恰巧此时刘斐也在日本，他是被白崇禧保送去学军事的。一次偶然的机会，杨东莼与刘斐在东京街头巧遇。刘斐学成后回到广西，继续留在白崇禧身边工作，一直想把杨东莼推荐给白崇禧。因为这位昔日的北大才子已逐渐成长为满腹经纶的青年学者——抵日后杨东莼翻译、著述多有成就，他翻译的恩格斯《费尔巴哈论》出版后在中国学术文化界广受好评；他撰写的《本国文化大纲》1931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后影响甚大。广西师专的创办，总算让刘斐找到了适合杨东莼大展身手的好职位。
李任仁同意聘请杨东莼出任校长。刘斐旋即写信给正在上海从事历史、哲学研究的杨东莼，通知他速来桂林任职。
1932年8月，杨东莼抵达桂林。刘斐和桂林县县长田良骥等人陪同他前往省府南宁与李宗仁、白崇禧见面。白崇禧叮嘱杨东莼要想办法办好师专，为广西培养更多的人才。10月12日，学校补行开校暨校长就职典礼，杨东莼从李任仁手中接过红绸包着的校印，就这样，32岁的杨东莼顺利出任广西师专首任校长。
以团体训练培养集体主义精神
1932年的广西，高等教育刚起步，除了广西师专，仅有广西大学、广西法政专门学校、广西边务学校三所高等学校。杨东莼想把广西师专办成一所怎样的大学？他在就职典礼时说：“师专是对现有的学校或过去的师范学校革命而产生的——这便是创办师专的特殊的意义。”显然，他此番办学带着革故鼎新的意味。
杨东莼担任首任校长后，广西师专的办学指导思想逐渐从筹备主任唐现之的“田园教育”转为“团体训练”。杨东莼在师专校刊发表《我们对团体训练应有的认识》一文，开篇即指出：“团体训练是师专学校的根本精神，是师专学校一切活动的灵魂。”他希望以团体训练打破学生以个人为本位的人生观，培养集体主义精神。杨东莼还多次在师专礼堂作关于集体生活问题的演讲，带领教师们设计了许多培养学生集体主义精神的措施。
首先，为集体生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学生只需交少量学费，其余都是公费。每人发两套衣服一件棉大衣，毛巾、肥皂、笔记本也都统一发放。膳食每月6元，由各班学生代表组成膳食委员会自行管理。医药由卫生所全包。军训、宿舍的床位以班为单位，浴室是集体澡堂。编队、出操、内勤等也都按照集体生活的要求安排。
其次，以制度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杨东莼采取了一些细致的措施：各届学生的编班，尽量把有同乡或老同学关系的学生分开，避免形成小团体；各班教室的座位每学期调换一次；宿舍是三四十人同住的大房间，床位也是每学期调换一次；膳厅的座位是全校各班混合编席的，每个月末调换一次。
再次，成立了各种学生团体组织。为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与民主管理的能力，杨东莼鼓励学生通过民主选举建立各种自治团体。当时的学生自治团体，规模最大的是健康委员会，分膳食、体育、清洁、游艺4组；其次是出版委员会，分壁报、校刊、编剪、通讯4组；第三是剧团；第四是远足旅行团；第五是田间的工作小组。学校还经常组织各种文娱活动，有音乐演奏、唱歌、弈棋、打球，每学期开两三次联欢晚会，师生合演话剧，表演节目。每次联欢晚会，师生们都要请杨东莼唱京剧，他唱须生，爱唱《四郎探母》《打渔杀家》《武松打虎》等选段，表演十分精彩，大家常常鼓掌要他“再来一个”。
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1932年11月北新书局初版
此外，当时师专最具有集体主义和自我教育意义的措施就是定期召开分班分组的“生活促进会”。会上，每个学生主动汇报自己的思想、学习和生活情况，开展自我批评，争取其他同学的帮助；同时也要对别人提出意见和建议。
虽然师专远离桂林城20余公里，但师生们并不感到生活枯寂，而是觉得严肃、活泼、充实，弥漫着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的风气，这正是“团体训练”的良好效果。
事实上，当时的国民党和中共都以苏联为师，或多或少地输入了苏联式的党组织与党纪管理模式，走上了集体主义的路子。尤其是桂系当局，在“三自三寓”方针指导下建设“新广西”，在乡村广泛组建民团，普遍设立国民基础学校，对青壮年施以政治上的爱国主义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同时，要求公务员节衣缩食、廉洁奉公，只能穿布鞋和灰布衣。于是，全广西上至省主席，下至普通公务员，乃至教师学生、老百姓，一律穿上灰布衣，成为举国惊叹的“新广西”风景。
杨东莼就任校长后，也穿上了灰布衣，足踏黑布鞋，住在校园里幽静的涵通楼，非有公务，不进桂林城。他俸禄甚薄，但朋友或学生有困难，却乐于解囊相助。
低调构建“小莫斯科”
杨东莼认为教育不能脱离政治，尤其在“九一八”事变后，内忧外患，国难当头，学生埋头死读书不符合国家的需要。面对桂系当局有限度的“开明”和“进步”，他在蒋桂矛盾的夹缝里对学生进行马列主义思想的教育，提倡学生关心国事，探究社会现实问题，试图培养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
杨东莼广邀朱克靖、汪泽楷、金奎光（金星淑）、薛暮桥、张海鳌、沈起予等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前来任教，开设了大量新兴社会科学课程，组织了许多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问题的讨论。
教学方面，杨东莼实施“自由研究”的方针，把课堂讲课与学生自学、小组讨论相结合。每天上午安排三四节课，下午的时间由学生自由支配，有的学生到教学楼二楼的图书馆阅览室看书，有的则在一楼教室里读书、记笔记。晚上自修，学生整理当天的笔记、预习次日的功课。每个学生还制定了个人的自学计划，规定一个时期学习的目标、内容、进度以及要解决的问题等。
《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章程》
师专图书馆藏书相当丰富，新书古籍，兼包并蓄。当时国内出版的进步书刊，凡是能买到的都买来了，包括马恩列斯的书籍，还有李大钊、陈独秀、艾思奇、鲁迅的著作。当时学生读的热门书有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布哈林的《唯物史观》、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杨东莼的《本国文化史大纲》、邓初民的《社会进化史纲》、李浩吾的《新教育大纲》等。
杨东莼所编著《本国文化史大纲》，1931年北新书局出版
杨东莼是早期共产党员，师专的一些师生想通过他加入共产党，但是考虑到当时广西的政局，杨东莼慎重决定，不在师专发展党员。1933年，美术老师官亦民坦率地向他要求介绍入党；军训大队部大队长杨必声则建议他在校内建立共产党支部，他都谢绝了。因为他曾和朱克靖、薛暮桥等人商量过，认为一是没有党组织领导，不好建党；二是不建党可以把师专办得长久一些，多培养些革命青年，以后他们有了觉悟，自己能找到党的。果然如此，1935年，官亦民在东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中共留东支部宣传部长。1936年，师专学生陶保桓、郭英布、路伟良（杨江）、曾世钦相继入党。9月，陶保桓、曾世钦和《桂林日报》的庞敦志建立了中共桂林支部，陶保桓任支部书记。就这样，杨东莼默默扮演着引路人的角色，引导师专师生追寻党的足迹。
杨东莼把师专办得像马克思主义学院，被称为“小莫斯科”，这引起了桂系当局的注意。白崇禧发现曾在大革命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党代表的朱克靖在广西师专，就把他礼送出境了。杨东莼感到处境艰难。一日，他与薛暮桥等教师商量是否向白崇禧提出辞职时，送报人员送来了报纸，上面竟刊载着：“杨东莼辞职照准”。这其实是白崇禧给杨东莼的一纸逐客令。
1934年4月，杨东莼被迫离开师专。其后，桂系当局安排了新校长，加强了对师专的管制，并于1936年6月，将其并入广西大学，成为其中的文法学院。
杨东莼缔造的这所“小莫斯科”式的大学虽然仅有短短数年的办学历程，但其深深影响了一批广西学子的思想，促使他们走上进步之路，也助推着八桂大地的革命浪潮。
文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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