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起予（1903-1970），四川巴县人，曾用笔名起予、绮雨、沈绮雨。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1927年回国，在上海参加创造社、抗敌协会，1930年参加左联。历任《光明》半月刊主编，《新蜀报》、《新民晚报》副刊编辑，上海群益出版社主任编辑。中国作协第一届理事。著有短篇小说集《火线内》，中篇小说《飞露》、《残碑》，报告文学《人性的恢复》，理论专著《怎样阅读文学作品》；译著有《欧洲文学发达史》、《艺术哲学》、《文学修养的基础》、《酒场》、《群狼》、《两个野蛮人的恋爱》等。
1933年8月底，沈起予应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杨东莼校长的邀请，带着妻子李兰到桂林任教。
骤然离开上海，抛下幼女，分别亲朋好友，这一去自然是不舍的。沈起予在散文《赴桂途上》的开篇写道：“黄埔滩一带虽然随着夜阑而渐哑去，但我似乎听着岁半的女儿还坐在屋内的一堆乱书上咿呀歌唱。可怜的家伙！不知爸和妈已经偷走了。”但这篇散文更多的是流露着沈起予对于遥远的桂林的好奇与兴奋。
时年30岁的沈起予在文学创作上已然成果累累，且有执教于大学的经验。他不仅发表过新诗、散文，还倾力于小说创作，秉持着立足现实、反思人生的文学观，发表了《虚脚楼》《蓬莱夜话》《火线内》《火线外》等作品。
在文艺理论方面，沈起予注重吸收西方文艺思想，亦不忘紧密结合中国新文艺状况，发表《现代文艺的诸流派》、《艺术与存在的关系》、《演剧的技术论》、《五四文学运动之历史的意义》等论文，阐发了颇有见地的论见。他还翻译了一些文艺理论作品和文学作品，无疑使他在全面掌握西方文学史的基础上，夯实理论根基、开拓创作视野。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重译的《欧洲文学发达史》，是系统介绍欧洲文艺思潮的译著中非常重要的一部，也是中国第一部站在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来分析10-20世纪欧洲文学发展的著作。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文艺出版社及其前身新文艺出版社都曾重新出版该书。
沈起予翻译的《欧洲文学发达史》，1932年由开明书店出版
把新文学引入课堂
来到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沈起予讲授《文学概论》课程，并组织学生成立了剧团，曾演出反映东北人民反抗日军侵略的话剧《嫩江》、《SOS》。曾在日本留学六七年，回国后成为创造社、“左联”成员的他把新文学的风潮引入了桂林的课堂，这也正契合了进步学者杨东莼校长的用意。当时受杨东莼校长聘请来校任教的还有朱克靖、薛暮桥等一批地下党员和进步教师，对于这所创办于1932年的学校来说，他们实为筚路蓝缕的领路人。
沈起予发表于1934年10月20日《太白》杂志第一卷第三期的《桂林杂图》
任教期间，作为1933年7月创刊的《文学》杂志特约撰稿员，沈起予依旧笔耕不辍，进行大量文学创作，以散文小品居多。但由于地处偏远，此间他的作品大多是后来辞职离校返沪后发表的，如《赴桂途上》、《桂林杂图》、《轿行——桂林杂图之一》、《桂林的四马路——续桂林杂图》、《柳州道上》、《柳州一宿——续柳州道上》、《山居琐记》、《烧山琐记》等数篇散文，陆续发表于《太白》，且都置于该杂志特设的散文专栏“速写”中。细品沈起予这些散文，清新洗练的文笔、雅致含蓄的文风、淳朴真切的文字中透露着他在桂林生活的点滴景况，以及对师专、对桂林、对广西的所思所感。
从兴奋到失落
在桂林安顿下来之后，沈起予起初的兴奋渐渐冻结成了失落。较之上海的繁华街景，这里则是荒凉僻地。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坐落于距桂林城20多公里的雁山脚下的西林公园，出了校门稍稍爬上山腰，桂林至柳州的公路便横穿于此，旁边虽有圩集，但仍是荒凉。其景如沈起予《柳州道上》所状：“山林中是一片寂寥，只有麻线雨打在树叶上漱漱地响，公路上是泥泞的，连一个披蓑戴笠的赶圩人也见不着。这块不是驿站，自然也没有屋宇。”
广西的交通条件在沈起予看来是恶劣的。1933年11月初，沈起予出差一趟，从桂林坐汽车到柳州，接着乘船抵梧州，再回桂林时已是隆冬。坐汽车在泥泞且颠簸的道路上长途旅行，像在泥鳅背上走一样，心撂在半空，这对于坐惯了电车和火车的沈起予来说实在是个苦差事。他在文中坦言，第一次乘汽车在这样的崎岖山路上长途旅行，就是来校时从平乐到桂林那一段，“汽车曾于不知不觉中便滑到山麓旁的深沟内去”，并且“常常在那些悬崖绝壁下面见着有汽车的腐烂尸体”；第二次，就是出差途中从桂林到柳州这一段，车轮的乱滑乱溜足以使他毛骨悚然，骇落魂魄。
初到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一件小事可见出沈起予对顽劣学生的失望。散文《桂林杂图》中记叙：“一次妻又告诉我一个故事：一天清早，她突然被一阵欢笑喝彩的声音惊醒，起来一看，则是一群学生在校庭中驱着几只狗去赶一个小猫。小猫待走投无路时，便急攀登到一株树上，但几只狗老是凶牙露齿地在地下哼叫。而学生们则去攀摇树枝，拾石狂投。可怜的小猫，这时似乎心慌意乱，爪子软了，忽然‘咚’的一声，像一团笨重的东西直落下来，但一翻身起来，它依然本能地到处逃命，而狗子和学生们也就在后面紧紧狂追。这样小猫又第二次登树，终于又第二次被摔下来，三翻几覆之后，竟活活地被狗子咬去，而学生们也就心满意足，走了。”在此，沈起予热爱生命、珍惜生命的人文情怀体现得淋漓尽致，同时透露出的是蛮荒之感与惆怅之叹。
将身姿俯向民间
当时学校有自备汽车，按时往返于桂林城和学校，以方便教师进城办事或休闲。沈起予时常进城，观察敏锐的他把新鲜见闻写成“桂林杂图”系列。他对于桂林的印象，往往是黑暗和颓落——茫茫夜色中的旧城区，店铺和行人稀少，湿漉漉的道路，深黑的小巷，电筒一照，潜伏在石库门前的夜狗就一齐狂吠起来，似乎即刻就要猛扑过来。而敞亮的地方，则是城外象鼻山旁的“特别区”，一排排整齐的假洋房，“有的是娼，是赌，是烟，是戏，是餐馆，是酒楼。”即使白天，也并没有多少生机勃勃的颜色——街上无聊的市民们笑嘻嘻地围观野狗撕咬；轿行里穷困潦倒的轿夫还在吸食鸦片。
沈起予并非一味指责和抱怨现实，而是将身姿俯向民间，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去体察百姓生活的疾苦。《轿行——桂林杂图之一》叙述自己没赶上学校的自备汽车而去轿行雇轿子返校的经历，通过与轿夫聊天，才了解轿夫在老板盘剥下艰难度日的情况，扣掉轿夫的饭钱和烟钱，顾客所付的钱最终都落入老板手中，因为“饭馆、烟馆也是轿行老板开的”。《柳州道上》记载了自己乘车去柳州途中偶遇两个问路者，满身尘土，要徒步几百公里去柳州，当他抵达时，心里不禁“想念着那两个徒步者，不知他们现时流亡到了何处！”《山居琐记》写隆冬时节在学校附近的石灰窑观望烧石灰的情景，得知烧石灰的老人晚上就在窑边睡，昼夜不停工作，也赚不到几个钱。文中流露的世事艰辛、生活不易之感，不需高声慨叹便呼之欲出，其中深深蕴藏的是他对于底层劳动人民的真切同情。
关于在师专教课的情况，沈起予在这些散文中没有过多涉及，但根据史料推测，他在学校传播新文学、新思潮的阻力是不小的。1934年4月，广西当局迫使校长杨东莼辞职，许多思想进步并深得学生爱戴的教师自忖不能在广西久留下去，纷纷辞职离校。沈起予就是这时离校的。
重返上海文坛
其后，沈起予重返上海文坛，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火线内》、长篇小说《残碑》、理论专著《怎样阅读文艺作品》，翻译了小仲马《鸽的悬赏》、高尔基《论创作技巧》等一批文学或理论作品，还与洪深共同主编创办了《光明》杂志。
洪深、沈起予主编《光明》期刊，1936年6月10日创刊于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发行
沈起予以斐然的文学成绩再次获得了桂林的青睐。他原先任教的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于1936年秋并入广西大学后，成为其中的文法学院，陈望道任中文科主任。这年暑假，陈望道来到上海聘请一些教员试图重振旗鼓，通过傅东华的介绍拜访了沈起予，有意请他再赴桂林任教。1936年8月20日，陈望道在上海用南山的笔名给教务长陈此生的夫人盛此君写信汇报了聘请教员的情况，他写道：“起予也见过，他现在正在办光明半月刊，如果决定请，或许可来的。他原是东华介绍，现在东华已西行，当会直接介绍。”然而，沈起予最终没有再赴桂林。
沈起予译的卢梭《忏悔录》，作家书屋1947年沪一版，姚蓬子编
文献来源
[1]沈起予．我在创作上达到的见解——致光明的投稿者[J]．光明，1936（06）．
[2]沈起予．我写过的创作：创作的经验 [C]．上海：上海书店，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