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此生（1900-1981），原名陈勉勤。广西贵港人，生于广东佛山。复旦大学肄业。1933年参加“左联”。1935年夏至1936年秋任广西师专教务主任、广西大学教务长。曾参加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西省教育厅厅长、广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病逝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员。著有《西洋最近五十年史》《陈此生诗文选》等。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桂林山水的厚重与阔美，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紧张复杂的社会气氛。陈此生便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肩负着重大责任来到桂林，来到广西师专，与师专众多革命家和学者共同努力，让这所处于特殊时期的学校一步步完善强大起来。
担任广西省教育厅秘书
陈此生能顺利来到广西师专，与时任广西教育厅长的李任仁有关。李任仁是桂林南乡会仙人，晚清秀才，于桂林优级师范毕业，学识渊博，思想进步。他任教育厅长时期曾聘请了很多进步人士，陈此生能到广西师专任教务长，也正是源于李任仁的邀请。
陈此生待人诚恳，意志坚定，思想也很进步。他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入的研究，追求真理，崇尚独立、自由、民主，信仰共产主义。1931年6月，李任仁出任广西教育厅长，负责整顿广西党务教育。李任仁一上任就即刻给在广州的陈此生去信，请他回广西并能物色一些思想进步的教授来。当时苦于无用武之地的陈此生认为，李宗仁、白崇禧既已标榜反蒋，此番离粤赴桂定能“大有可为”。年底，陈此生邀在中山大学附中共事的好友张海鳌一起到了广西，出任省教育厅主任秘书。因李任仁身体不好，“陈此生实际上负责处理教育厅的行政事务”。他的到来，给李任仁带来很大的帮助，给当时沉闷的广西教育界“吹来一股新的民主空气”。其后，李任仁为广西师专请来的进步教师令广西当局大为不满，继而有人借此排挤李任仁、陈此生。陈此生拂袖而去，以请假为名赴上海。1933年，陈此生加入左翼作家联盟，1934年1月，陈此生东渡日本。而李任仁也于1934年被迫辞去了教育厅长职务。
出任广西师专教务主任
据盛此君《忆师专》一文回忆，1934年10月，陈此生从日本东京回到广州后，本来打算心无旁骛地把他和廖苾光在东京合译的《苏联经济地理》即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尽快完善并出版。李任仁知道陈此生与“左联”的文化人有广泛的联系，因而在1935年再次出任广西省教育厅长后，接连发出三封挂号信邀请陈此生回广西师专主持教务，“为师专掌好舵”。他在给陈此生的信中写道：“你不来，我不放心，并希望带些好教授来。”
陈此生接到李任仁的邀请信时，也曾经历过犹豫。他一方面想尽快修改译稿，使之出版，但又不能拒绝李任仁的邀请，两人是朋友，毕竟情分所在。后来陈此生与中山大学的何思敬和邓初民商量后考虑到，李任仁是广西新桂系军阀白崇禧的老师。李宗仁、白崇禧以反蒋为旗帜，并约集一些国民党内左派人士到广西另开局面。他们认为利用李宗仁、白崇禧和蒋介石的矛盾，向青年们传达新思想还是有益处的，鉴于这种环境，陈此生欣然决定前往。
陈此生出任师专教务主任后，邀请陈望道、施复亮、熊得山、邓初民、夏征农等人来到广西师专任教，他们教授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与社会科学，深受学生的欢迎和喜爱。接着他又和陈望道一起给上海的左联朋友写信相邀，不久左翼作家杨潮和著名导演沈西苓等人也来到广西师专。由于陈此生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有坚实的理论支撑，他与许多进步教师共同努力，在办学方面保持着师专的独特之处。这批教授人数虽然不多，但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被师专师生称为“红头教授”。他们完成了师专的复兴，继承和发扬了师专初期的优良传统，也给广西教育界注入新的自由与活力。
在陈此生的支持下，广西师专办校注重劳动，崇尚节俭，要求学生克服奢侈之风，一切生活由学生自己料理，并且还要受到军事化训练。另外，学校还要求学生修业两年后出校服务，服务有成绩才给毕业证书，学校拒收只欲求一纸文凭资格、抱有文凭主义的学生。对于文凭的看法，陈此生在与林语堂的通信中，曾以郑板桥为例，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文凭奴隶”固然该骂，但事实上“文凭”却是现在一般读书人的“出路”。有了“出路”的人当然可以鄙视“文凭”，未有“出路”的人是靠“文凭”来给他“出路”的。（至于有了文凭尚无出路，那是另一个社会问题了。）这该怎么办呢？终归还是那一句老话，应该使读书人有一条新“出路”才好说其他的道理。林语堂在给陈此生的回信中，对陈此生的观点给予肯定。由此可见，陈此生对“文凭”之看法，以及他所倡导的新“出路”，与广西师专的办学理念和特点不谋而合。他继承了师专初期的优良传统，还继续提倡师生之间要共同生活，学生之间注重自学辅导，培养共学精神，使学校形成一股浓厚的团体化学习氛围，而集体化的学习活动也使学生促进了学习纪律的增强。
推动进步的文艺活动
陈此生在广西师专任职期间，不仅尽职尽责，还积极支持和推动先进开明的学校活动。广西师专当时的办学特点之一便是把教育与社会服务结合在一起，社会需要什么，教育就重视什么，教育绝不离开社会脱离社会。他除了邀请先进教授来师专教授课程外，也意识到通过话剧来教育人民提高觉悟的重要性，与陈望道等人一起倡导话剧运动。他们将师生组织起来，成立了“广西师专剧团”，宣传爱国进步思想。
1936年陈此生（左）与陈望道在广西师专
最为著名并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便是该剧团先后举行的两次话剧公演。著名戏剧家沈西苓导演了俄国果戈里的讽刺剧《钦差大臣》，主要角色都由老师扮演，在校内和桂林一再公演，把官场中的势力和虚伪暴露无遗。而由学生扮演的苏联剧作《怒吼吧，中国！》也使桂林城充满反帝气氛，抗日怒潮汹涌澎湃。这次公演不仅为广西青年学生团结抗日树立了榜样，达到良好的抗日宣传效果，使师专生声誉大增，也使真正的话剧开始在桂林传播开来。
除了影响深远的戏剧运动，广西师专校刊《月牙》的创办和《普罗米修斯》壁报的兴起也是在陈此生的积极支持下进行的。当时，蒋介石和桂系之间的矛盾激烈，史派和托派的斗争不断，邓初民、马哲民、陈望道等教授支持进步学生的反托斗争，陈此生也大力支持这些教授的活动。正是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之下，师专出版了由陈望道、邓初民、杨潮等参加，夏征农主编的《月牙》，希望“借这个刊物，做星星的野火，好去燃烧起被压伏在反动统治下的民众的心里的革命火焰，一齐起来，廓清一切黑暗的反动势力，创造一个光辉灿烂的世界，并推动中国文化正式踏上一个新的阶段”。校刊《月牙》和《普罗米修斯》壁报不仅在向青年学生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中起到重大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指明了方向。陈此生作为师专教务主任，目光是长远的，他要做的不仅是为这所学校负责，更清楚青年学生是国家的希望所在。不论是师专的剧团活动，还是校刊的创办，它们能在当时严峻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成长并强大起来，都离不开陈此生面临每一场考验时所做出的理智抉择和默默支持。
力邀鲁迅任教未果
外界对陈此生的关注大多集中在“革命家”、“学者”等身份上，但其实陈此生十分崇尚文学，热爱诗词创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赋予了陈此生从容冷静的性格。当时的师专校址建在离桂林城20公里的良丰雁山花园，亭台楼阁依湖而建，树木高大繁茂，仿似世外桃源，陈此生常常与陈望道等教授一起散步畅谈，以山石为岸，奇花异草为友，师专给他们进行学校活动和社会思考提供了一个静谧的环境。
1936年陈此生（右）与陈望道在广西师专
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及本身热衷于弘扬正义的品格，陈此生更是对鲁迅的作品十分喜爱。陈此生在《我的自述》一文中写道“我的床头经常放着几册鲁迅的作品，临睡之前，必翻开来看，看到眼疼就睡觉。鲁迅给我的影响很深，几乎以其所是为是，以其所非为非。”鲁迅知识渊博，品质高贵，是一代文化巨匠，全校师生对鲁迅都诚挚景仰。1935年，陈此生曾代表全校师生给鲁迅写过一封诚挚的邀请信，问鲁迅“能否到桂林来尝荸荠”，实则希望鲁迅能来师专任教或开讲座。陈此生在信中表示，“即使三个月也好”，“并准备亲赴上海迎接”。鲁迅在收到此信之后，便立即复信表示：蒙诸位不弃，叫我赴桂林教书，可游名区，又得厚币，不胜感荷。但我不登讲坛，已历七年，其间一味悠悠忽忽，学问毫无增加，体力却日见衰退，倘再误人子弟，纵令听讲者曲与原谅，自己实不胜汗颜，所以对于远来厚意，只能诚恳地致谢了。当时鲁迅被蒋帮特务密切监视，信件受到严密检查，给他的信是由内山书店转送，故首句云之，末署“名心印”亦为此。鲁迅当时的身体确实有些欠安，无法来学校任教，并于1936年不幸病故，这成为永远的遗憾。虽然鲁迅因身体原因未能来师专讲学，但鲁迅的谦虚品格，陈此生对鲁迅的这份情谊，以及陈此生为了广西师专的长远发展所做出的周全考虑都是十分令人感动的。
陈此生在广西师专任职时间并不久，但对学校和学生从来都不懈怠，为人廉洁奉公、作风正派。他与桂林的缘分也并未因离开广西师专而结束，虽然1936年“六一事变”后，广西师专被解散，师生职工并入广西大学文法学院，陈此生进入广西大学文法学院担任教务主任。1936年底，因当局对陈此生请来一批进步教师颇为不满，陈此生辞职离开了广西。1937年11月，陈此生又回桂林从事团结抗日工作，与夏衍、杨东莼、胡愈之等人聚集到桂林，推动了桂林的抗日文化活动。
陈此生曾在诗作中写过：“歌唱尽情君莫负，美景华年。”这句诗或许道出了他所坚守的人生态度。不管是与广西师专的缘分，对学生的负责，乃至对国家的忠诚，这一路走来，即使历经坎坷，风雨漫过身躯，在每一个人生角色之中，他都能恪尽职守，不负年华。
1981年8月17日，陈此生在北京病逝，终年81岁，在他的遗嘱中，他曾这样写道：“骨灰扬在江里，作为鱼的食料，也不必登报”。这份质朴高洁、谦卑感人的遗嘱足以令后人肃然起敬。中共中央根据他生前的志愿和一贯表现，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至此，陈此生走完了他生不图扬名、死不求流芳的一生，但留给后人更多的是对他个人品格的永久敬仰和怀念。
文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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