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同老微博中怀念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的一小段文字，顿时令我无比思念 我的导师杨祯钦教授。在鹿特丹的深夜里，回想18年前的硕士岁月，历历在目。 
   1994年，本科毕业那年，我报考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于沛老师的硕士研究 生。因政治成绩低于录取线，在两名考生中没有竞争优势。于老师选择了出身贫 寒的杨同学录取，我必须往边远八省区调剂，那儿政治成绩可低5分。我联系了 云南大学历史系东南亚史和广西师大政治系马哲专业，为此咨询于沛老师。于老 师知道我喜爱的是史学理论，建议我去学哲学。 
   那时候的广西师大政治系，只有一个马哲硕士点，生源第一志愿基本来自区 内，但会接收大量调剂生。从生源质量而言，外省调剂生往往要强于区内考生。 在广西师大读硕士的同乡为我联系了杨老师。杨老师的马哲功底在系里算最好的， 但他80年代到英国做过访问学者后，主要致力于分析哲学研究。政治系在马哲 硕士点之下，开设了各式各样的方向，西方哲学方向也被安置在马哲的学科点之 下。在去桂林复试之前，我托朋友将本科的学年论文交到了杨老师手中，令杨老 师决意要优先录取我。虽说是调剂到桂林，心中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感受，但现在 回想，得多遇一位恩师，真是人生大幸。 
   复试两场，一场笔译，一场面试，几乎没有悬念。虽记不清楚被问过些什么 问题，但初见杨老师，他总是微微笑的面孔，令我彻底舒缓了紧张心情。 
   入校后，本来我因政治成绩不过关到了广西师大，因读了马哲专业，政治课 可以免修。在面对一堆马哲专业课时，除了原理必修，其他名目的马哲课被杨老 师挡在外，对系里说他的学生由他自己来上课。杨老师在系里的权威，一言九鼎， 我们作为他的学生，明白这是一种保护。倒不是说马哲专业不好，而是广西师大 多数的哲学老师，多年下来，已经养成了发自内心的信奉我们后来所说的那一套 教条内容。 
   在我上一届，师门有三位师兄，其中江风扬为着弄明白80年代那些新奇文 论跑来学哲学。风扬师兄爱写诗，为此，杨老师特意为他讲授解构主义大师德里 达的思想（1993年秋），那时国内西方文论界正开始介绍德里达。能够在这样一 所学校专门开设德里达研究方面的课程，在全国也是比较早了。轮到1994年秋 的我上课，杨老师知道我终究还是立志研究史学理论，特意为我开设了三门课： 一是他拿手的英美分析哲学、二是解释学、三是价值哲学。 
   在广西师大，我一共读了四个学期，前三个学期，每学期都有杨老师的课程。 因为课程是围绕我开的，另有同学王利红、伍家友，几乎就成了陪我读书，让我 非常过意不去。杨老师常做些翻译，也出过一本印量不多的译著，给《哲学译丛》 译过文章，因此非常在意用外文文献给我们做教材。价值哲学课程几乎就是一学 期下来，三位同学译完一本英文版《价值学导论》，每周忙着翻译拿去课堂讲解 讨论。我的翻译训练便是从这时开始。杨老师上课认真，虽然解释学、价值哲学 并非他长项，但他善于利用自己从英国带回来的数种国外教材，为我提供更多背 景信息，提醒我注意未来的史学理论研究，哪些问题或有哲学讨论了。在分析哲 学课上，从罗素到石里克，从维特根斯坦到奎因，从罗蒂到普特南等等，杨老师 如数家珍。他对于分析哲学一些近似术语的细微差异，均能详细分析、例证说明， 这正是想培养我对于学术术语的敏感性。这些就算我后来从广西出来，也觉得很
难遇上有如此丰富知识的老师，关键之关键，一切课程均围绕我的未来研究兴趣 展开，而且为这个兴趣在做着跨学科的准备。 
   跟着江风扬，我也开始了解一些现象学和解构主义，这些与解释学都有密切 关联。我们找来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的英文本，看过一段便跑去杨老师家讨 论。那是桂林民族师范学校一栋宿舍楼的一楼，光线不亮，但讨论很投入。依稀 记得的，仍然是杨老师的微微笑容，他总是耐心听我们讲完自己的心得体会，然 后提醒我们还要注意的问题，或者哪些问题还有谁谁谁在哪里讨论过。1995年， 江风扬考入复旦哲学系，师从俞吾金教授攻读西方哲学，后来博士论文便做的德 里达研究。在他离校前，杨老师出资为风扬师兄印制了他的诗集《别处》，虽然 只是自印的小本子，但却体现了杨老师对学生兴趣的关注、对学生内心的关爱。 
   
  我很享受和杨老师在一起的时光，那两年里，学习是一种真正的快乐， 夜以 继日，充满了激情。不过，我也想着尽早离开广西，因为除了从图书馆、系资料 室及杨老师那儿可以借到少量书外，桂林的新华书店中，两年里我也只买到一本 真正的学术书，即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除此之外，印象中再找不着一本值 得买的书，或者可称为是学术的作品了。杨老师支持我提前攻博，为我提供各种 便利。 
   1996年春，我通过了复旦历史系的博士入学考试，之后提交硕士论文答辩。 我的硕士论文写了一个硕大的主题《历史与人——一种新历史观的纲要》，真是 初生牛犊不畏虎。后来我带硕士、博士生的时候和学生谈起，如果你们写这样一 个主题，我可能都不答应。其实我也一度回想时觉得奇怪，杨老师是怎么能够接 受我写这样一个题的。思来想去，还应该是杨老师对我的理解和宽容。他能够明 白你的心境和抱负。这个主题以否认历史客观性为开篇，以表明历史是人的存在 本身为论点，导向对于人性中宽容与爱的追求。可是我现在反而拘谨了，竟不敢 让学生做如此大胆的思考。有时自问，何时能够具备杨老师的这种宽容之心。 
   这篇硕士论文提交答辩。临近答辩的前三天，五位评委教授，有四位准备否 决论文，只有王祥俊教授是持赞成态度。其中吴教授、刘教授认为，如果这篇论 文放过去，未来陈新会出去闯祸的。吴教授、刘教授的确是真心的关心，也是真 心的不同意通过，可能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经历过太多的政治斗争，不愿看 到自己的学生未来被划入犯政治错误之列。我隐隐感觉到，以吴教授和刘教授们 的善良，他们还是会放我通过，我实则以自己的年少自负，给他们出了一个难题。 答辩的前一天，杨老师召集五位评委，在广西师大政治系（位于靖江王城一幢两 层小楼中）的小会议室，从下午2点到5点，舌战群儒，为他们解释我的论文 立意、逻辑、论据，以及国外研究的进展。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是 为自己的学生。我在门外焦急地等待，当杨老师第一个出来时，只说了一句话， “可以了，明天答辩吧！”接着，吴教授等人出来了，说：“我们不是想为难你， 是为了你好，不愿让你犯政治错误。既然你已经考上复旦，那还是让你通过。不 过你以后在上海，要注意一点，别让我们担心。”第二天，我的答辩在10分钟 内完成了，大家已经用不着提问，只让我做完陈述，便签字结束。 
   杨老师再次找我谈话，还为我解释：“这事不怪你，你走自己的路就可以， 学术环境会变的，广西这个地方偏，太过保守了。”我“顺利”地毕业了，临行 前，杨老师一定要送我到桂林火车站，师生恋恋不舍，不禁让我流下眼泪。当时 有余章宝同学（现厦门大学教授）是吴教授门下，他亦考入复旦哲学系余源培教 授门下攻博。吴教授语重心长地交待余章宝：“你以后在复旦大学要多帮帮陈新， 多提醒他，不要让他犯错误。”吴教授的心善，真有令我哭笑不得的感觉。但这
也是我喜爱桂林的原因之一，杨老师与吴教授，都是一种对学生真诚的爱，令人 铭记在心。 
   1998年秋，我在复旦历史系攻博已经是三年级了，现外哲学学会那年由中 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张文杰老师组织，在四川师范大学召开全国第一届历史哲学 会议。杨老师作为学会成员，将会议通知寄给我，并特别写信嘱咐我要参加此会， 并告知专门打过电话给张文杰老师，请他准许我这位历史系的研究生参加会议。 那次会对我而言，就像是人生的一次转折，结识了多数现在保持密切联系与合作 的朋友，如鲁旭东、彭刚、周建漳等等，尤其是和张文杰教授建立起类似师生的 关系。这种收获，也令我感激杨老师，是他一直关心学生的发展，时时留意为学 生创造机会。在我每次说起感谢杨老师的教诲时，他都要说，“这是你们自己努 力的结果，我没做什么。”其实我们几位师兄弟都明白，没有杨老师那种特殊的 教育，我们很难如此顺利。上一届有江风扬，在我下一届，师弟李绍猛考入北京 大学哲学系攻读分析哲学专业博士。连续三届学生考入名校，在90年代中期的 广西师大，也是绝无仅有。 
   在我博士毕业之后，我再次选择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在于沛教授 那里从事博士后研究。我和杨老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断向他汇报从中国社科 院哲学所不少老师和同仁那儿获得的帮助，尤其是张文杰老师提供的帮助。杨老 师每次都鼓励我。有一段时间，我没法联系上杨老师，打听之下，才知道老师不 幸患了癌症住院了。第一次治疗后，病情稍稍稳定下来，杨老师还比较乐观，让 我们不用担心，并说起想找点东西翻译。我迅速和彭刚兄说起此事，从刘东老师 主编的丛书里，挑了一本《伯林谈话录》（[伊朗]拉明·贾汉贝格鲁著，杨祯钦译: 《伯林谈话录》,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寄给杨老师。带着病，杨老师完成了翻 译，不久病情复发恶化，2001年5月1日，杨老师来不及看到书出版，驾鹤西 去。 
  还有一件小事，一直令我念起而悲伤。2001年3月间，得知杨老师病情再 次恶化，我去桂林看望他。杨老师见我进入病房，一定要坐起，斜靠在病床上， 说：“叫你不要来，让你看到我这个样子。”我不想让他感觉我的悲伤，强装笑容， 和他聊起我在北京的生活和经历，学术上的想法，以及北京几位老师对我的关照。 知道我近况颇佳，杨老师很高兴，但由于疼痛的原因，他的微微笑容，已经不是 那么自然了。那次在桂林停留了两天，去和杨老师告别时，心中已经知道可能是 最后的离别了。师母刘老师和杨公子杨凡也在病房中，杨老师嘱咐杨凡：“小陈 喜欢吃桂林米粉，你领他去吃桂林米粉，代我送送他。”告别，离开病房时，我 不敢回头再望一眼，实在担心让他看到我的泪水。我和杨凡一路去米粉店的路上， 我都沉默着，再任由杨凡为我准备一大碗米粉，埋头吃完。 
   2001年5月2日，我得知杨老师噩耗，那时我正在写作要参加5月16日南京大学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的论文《记忆与历史思维》，出发前， 我在打印的论文下写道：“2001年5月2日，写作此文时，闻悉我的导师 广西师范大学杨祯钦教授逝世，谨以此文献给我的导师，纪念他在为人、为学 上以宽容精神给我的示范。” 
   离开杨老师11年，今年5月11日晚，突然深深地思念起杨老师，12日一 早，便飞往南宁，到杨老师坟前祭扫。杨凡引我到墓前，磕头拜过，看着那一方 小小墓碑，上面镌刻下人性中最美的一面——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