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泽楷（1894-1959），曾用名汪士楷、杜叔林、杜竹君，笔名孤竹、万武之。湖南醴陵人。1919年9月赴法国勤工俭学，秘密加入法国共产党。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回国，同年10月至1925年9月任中共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1928年5月赴苏联莫斯科，作为指定及旁听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31年至1937年在北平、桂林等地高等学校任教。1945年至1949年4月在桂林师范学院任教。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省政协委员、湖南大学图书馆馆长、武汉中南财经学院教授。

邓小平同志曾回忆：“我在法国的五年零两个月期间，前后做工约四年左右（其余一年左右在党团机关工作）。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的和法国人的宣传共产主义的集会，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终于在1922年夏季被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我的入团介绍人是萧朴生、汪泽楷两人。”（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

邓小平的入团介绍人

邓小平的入团介绍人汪泽楷，是早期中共党员。1918年，24岁的汪泽楷到北京自修，打算报考北平大学，这时他读到了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向导》等刊物，读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等书籍，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五四”运动爆发后，汪泽楷赴法国勤工俭学，秘密参加了法国共产党。1921年，汪泽楷以活跃分子的身份，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之后，他接受了上级布置的发展团员的任务。

时年18岁的邓小平，正在制鞋车间生产雨天可穿的套鞋。工休日或上班闲余，邓小平很少出去，总是从别人那里借来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在静处阅读。在居住的木棚里，常常发生一些表达各种思想的谈论和争吵，邓小平每每在一旁认真听，有时候也说出几句引人深思的“总是站在社会主义思潮一边的话”。这给汪泽楷印象很深，使他从心底感到：这是一个思想活跃、追求进步的有为青年，应将他介绍加入“少共”。

按照组织章程，加入“少共”须要两个介绍人。汪泽楷找到萧朴生，讲了邓小平的情况，萧欣然应允。1923年春，汪泽楷与萧朴生两人介绍邓小平入团。

1923年2月“中国少年共产党旅欧支部”在巴黎波罗涅森林大会留影。后排左起第十为周恩来，第十四为汪泽楷;前排左二为赵世炎，第六陈乔年，第八陈延年，第十一王若飞

1923年6月，汪泽楷受中共中央指派，前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回国后，历任中共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豫陕区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江西省委书记、湖北省委组织部长，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29年11月，因坚持陈独秀右倾错误路线，被开除出党。从此，汪泽楷投入翻译马列名著的工作中，并开始反省自己在政治上的失误。

汪泽楷以笔名杜竹君译《哲学之贫困》（作者马克思），1929年水沫书店初版

先后任教于广西师专、桂林师院

1933年8月，汪泽楷化名杜敬斋，带着妻子杜綝和孩子来到桂林，应杨东莼校长之邀，任教于广西师专，教授政治经济学。当时的师专有很多进步教授，被称为“小莫斯科”。1934年清明节前夕，汪泽楷、朱克靖被桂林专员田良骥发现了真实身份，被告发“师专的杜敬斋就是大革命时期的汪泽楷，师专的另一名教师朱笃一就是北伐时期的第某军的政治部主任朱克靖，均是著名的共产党员”。1934年5月杨东莼校长被迫辞职离开师专，紧接着，化名杜敬斋的汪泽楷也离开了桂林。

汪泽楷在广西师专碧云湖

1940年冬，汪泽楷携全家再次来到桂林，给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六分校黄杰校长当私人教师，给黄杰夫妇讲授社会发展史和诗经。1941年，汪泽楷被桂林国立汉民中学任中敏校长聘为高中历史教员，妻子杜綝也以“杜叔林”的名字（汪泽楷的曾用名）在汉民中学图书馆工作。1944年秋，日军逼近桂林，汉民中学迁到百寿（今永福县百寿镇），不久迁到贵州榕江，恰逢国立桂林师院也迁到那里，缺乏师资。于是，汪泽楷在桂林师院史地系主任陈竺同（曾与汪泽楷一同在广西师专任教）的邀请下转到桂林师院任教，任历史教授，妻子杜綝任师院附中历史教员。

汪泽楷讲授西洋近世史、世界通史等课程，受到学生的喜爱。他为人谦和，讲课观点鲜明、条理清晰，非常注重对学生思想的引导。他从未放弃过对革命理想的追求，无论身在何处，处在何种境地，他对革命理想的执着是真诚不变的。1946年7月，国民党教育部和广西当局决定将桂林师范学院迁移到南宁，并更名为南宁师范学院，此举立刻引起广大师生的反对，由汪泽楷、张毕来、谭丕模、杨荣国等教授和进步学生成立了护院委员会，“反迁校”运动兴起。1947年春，桂林师范学院搬迁到南宁。汪泽楷为人谦和宽厚，值得信赖，一直以长者、儒士形象出现在师生面前，但对原则问题据理力争，因此他被推荐为师院教授会负责人。汪泽楷经常帮助衣食无着落的学生，并带他们到自己家吃饭，替学生交学杂费，汪泽楷一家过得非常清贫。

“斗争还要继续”

1947年夏，师院师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三反”运动。有一天，准备上街游行的学生队伍已经在师院大礼堂门口集合，与此同时，邕宁县参议会已经结集一批打手、流氓埋伏准备斗殴。教授们得到这个消息后，由汪泽楷教授出面阻止学生到街上游行，最终学生们听从了教授们的建议，没有上街游行，而是改为校内游行，避免了一次流血事件的发生。

1947年7月16日，张毕来和杨荣国教授被捕入狱，汪泽楷公开表示与党领导的斗争保持一致，并以教授会负责人身份号召师生与共产党保持一致的斗争方向，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而且，他多次到狱中探望张毕来和杨荣国教授，鼓励他们坚持斗争。与此同时，他坚持与国民党政府南宁专员公署交涉，强烈要求立即释放被抓师生。在众人积极的协调下，张毕来和杨荣国在监狱中得到一定的照顾，特别是监狱长程葆华在生活上给张、杨的一些关照，使他们的狱中生活相对好些。汪泽楷曾多次代表全院师生前去探监，转达师生的关怀和慰问，一次探监回来说：“斗争还要继续，他们一天不出来，斗争就一天不停止。”1948年，汪泽楷向新任校长唐惜分提出声明：“师院当局如不设法使被捕师生获释，教授会决难以合作，本人也定将辞职以示抗议。”这一声明是非常有力度的，唐惜分答应尽力营救。1948年5月20日，师院被捕师生全部释放。

1949年初，黄华表任师院院长，黄以“干预校政、把持校政”为名，向进步教授发难。3月16日，邕宁地方法院检查处发送刑事传单，以“妨害自由及公务罪”传讯汪泽楷、谭丕模、王西彦、吴家镇，审讯时间为3月18日7点。3月17日，被传讯的四位教授，找人送了一张写有“因病因事不能到案，特此请假”文给邕宁地方法院检察处。3月18日，师院及附中全体同学在《广西日报》刊登启事，宣布拒绝邕宁地方法院非法传讯四教授。全校进入警戒状态，只留有一个大门口进出，防止有人混入校园闹事。学生还组织了对教授们的慰问。慰问中，汪泽楷依然冷静、沉着，他对学生的关心表示感谢，也再三叮嘱学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不能冲动行事。最终，四位教授免于传讯，但被迫辞职。4月3日晚，师院各班派代表到汪泽楷家拜访，希望汪泽楷能留下任教，汪泽楷表示去意已决，并且这样也可以保护学生免于牺牲，还嘱咐大家“努力前进、互相勉惕”。送走学生后，汪泽楷和家人通宵收拾行李，4月4日早晨，汪泽楷冒雨离开南宁。

    汪泽楷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并给日记本题名“五一日记”。汪泽楷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形成了“创造教育”的教育思想和理论。1948年1月30日，他写下“创造教育是以大众劳动为出发点，即以大众劳动为归宿处。换句话论：创造教育是发于大众，属于大众；起于劳动，归于劳动的。”自1950年元旦起，他改写了日记本题名为“劳人日记”，并说明“劳人”之名取自《诗·小雅·巷伯》：“骄人好好，劳人草草。苍天苍天！视彼骄人，矜此劳人。”他在1950年1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由于我所处的时代环境的支配，我的性格和认识，总得劳心劳力，了此一生。‘劳人草草’四个字，我也当之无愧吧？！”

1993年由中国人民政协株洲市委员会出版的《劳人·汪泽楷》

文献来源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增订本）[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06

[2]林枞.往事历历忆泽楷：株洲文史第17辑劳人·汪泽楷[M].株洲：中国政治协商委会议株洲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3.12

[3]何勇、岑寂.忆汪士楷教授.桂林文史资料第36辑：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实录[C].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174

[4]张毕来.一生无长物举世少知音——忆故友汪士楷.桂林文史资料第36辑：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实录[C].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